国际能源署官员呼吁解决全球能源挑战
《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书信秘密等自由，又规定即便在非常紧急必要时，也只能以法律限制之。
然而，法院审查法律的前提是，必须有人在个案中提出诉讼。[16] 参见胡汉民:《胡汉民自传》,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63页。
镇压二次革命之后，原来驻扎在京畿附近的北洋军分散到各地，军队将领们也迅速沦为具有相当大自主性的地方实力派。后面紧跟的说明是：例如君主国之有枢密院。因而，国务员的副署权并不能起到制约总统的作用。然而，这一条件在民初其实并不具备。另一方面，则仿照法国内阁制规定，增设了国务院（内阁），并且赋予国务员以辅政权和副署权。
事实上，袁世凯一直不愿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是共和的开端。[64] 迄今为止的分析可能引起的一个方法论质疑是,如果以宪法文本作为依据,中国当下的宪法可以说比《天坛宪法草案》更具有议会中心主义色彩,有许多典型的行政专权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比如说,现行宪法第62条规定全国人大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第68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决定特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为了澄清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比较作为国际社会民意机关的议会和民意代表的议员与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人大代表及常委会委员在性质上的异同。
⑩ 2.议会性质与议员性质之关系。(19)现实中，关于人大及其常委会正式表决通过的资料，可以通过官方文件(如《人大常委会公报》)获取，但其他涉及人大及其常委会议事过程、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在会议上的详细信息，则无法获得，仅能通过官方新闻媒体等获得只鳞片爪。而这种做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位官员看来，就是为了增加全国人大会议的开放程度，体现政务公开的精神。这些人大代表也高达49人，原担任过市人大常委会领导职务的有6人，总共55人，占总人数的12.6％。
因为，尽管现行法律明确规定，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人大和常委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43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34条)，人大代表非经人大主席团许可，人大闭会期间非经人大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44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34条)。另一方面，就人大代表及常委会委员的行政级别而言，同样与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普遍的兼职化设置、以各行各业社会精英充当人大代表密切相关。
从国际社会看，作为由选民(人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民主选举机制首先要求议员应当有任期限制，这种任期制度也是民主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因为选民(人民)可以通过定期选举机制更换他们认为不称职的议员。四是，旁听公民的权利不同。1983年12月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加入各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IPU)的决定。总之，民主的机制决定了议员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为了维持自己作为议员的政治生命，所作所为必须眼睛向下、对选民(人民)负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明确规定，代表按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执行代表职务，其所在单位按正常出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的工资和其他待遇(第34条第一款)。在面对一项法案或其他重大国家事务时，如果他的上级向他授意，或命令他如何行事，他能做何种反应？如果他坚持按自己的判断去做而违逆了上级的旨意，他可能事后受到惩罚性报复。⑧总之，立法机关属于政治机构。第四，关于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义务要求。
(33)乔晓阳、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释义及问题解答(新编版)》，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4页。(20)所谓代表结构，在官方的语境中，指的是人大代表性别、年龄、职业分布、党派、民族(族群)身份等的比率。
这种状况，实质上只有人大代表中被选为人大常委会、而且是专职常委会的委员，才存在类似于国际社会议员薪俸意义上的工资报酬。其次，关于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专职化问题。
从国际社会作为民意机关的议会和作为民意代表的议员性质之要求上观察中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人大代表与人大常委会委员，在法律文本上的确存在许多相同之处。1984年4月2日，各国议会联盟理事会通过决议，接纳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为议联成员。事实上，如前所述，按照代议制度的原理，一方面，就议会内部而言，议会是一个平等人组成的特殊机关：(30)议员中的某一部分人不应事实上成为另一部分人的上司。二是，旁听公民产生的方式不同。北欧各国妇女参政权，虽然是在廿世纪初才获得，但是女性国会议员比例都已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她们并未特别要求保障，故其问政能力也同样被认定，入阁比例都很高。这些人选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通知本人，并询问是否同意成为某级人大代表候选人，如果同意，则填写简要的基本信息表，由单位人事部门推荐给选举机构。
(22)显然，从法律上对被选举人的民族(族群)身份、职业要求、性别要求，以及在实践中对被选举人的党派要求(23)等代表结构进行预先安排，不可谓不是选举制度中的一大中国特色。这种国家权力机关的性质在现行《宪法》第2条第一款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第二款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定中，赋予了民主正当性，在第3条第二款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的规定中，似乎揭橥了中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人大代表与常委会委员类似于国际社会议会和议员之民意机关与民意代表的性质。
因此，在1982年宪法修改过程中，采用设立人大常委会制度以弥补人大行使职权之不足，正是立基于人大及人大代表这种独特性质之上的考虑。在代议制度下，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议员)所组成的民意机关(议会)，便是议员(民意代表)代表人民集体作出决策的代议机关。
(二)代表结构与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的性质：一个个案分析 1.一个个案：云南省昆明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身份信息简介。如果将中国人大理解为由各行各业社会精英组成的、作为集意见建议与政策表决于一身的政治咨询与法定决策机构的话，这些令人费解的现象也就迎刃而解了：人大代表数量多，正是为了让更多的社会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充实到人大中来，以表征人大代表的广泛性的需要。
有的说，全国人大3000来人一起开会，不能开展政策性辩论，所以应该减少代表人数，不过，1982年宪法的制定者却认为主意很多，但都难予采纳，(44)于是从解决人大难以有效行使职权的上述原因着手进行改革的思路被废弃，而是另起炉灶，通过扩大常设机关的职权的方式来进行的改革，因为常委会组成的人数较少，易于集会，便于深入讨论问题(45)。预先安排的民意代表结构行为的假设却与法治的实践不符。这种公开性也要求：议会会议的活动应当有可供公众自由查询的详细的官方记录。正是这种民主正当性决定了作为民意机关的议会与作为民意机关组成成员(民意代表)的议员之间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
显然，这种与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兼职制度挂钩的人大代表或常委会委员的津贴制度，与国际社会职业化议员的薪俸制度有本质的区别。在这场政治大戏中，国际社会议会存在的激烈的辩论场景在中国人大会场中是难以想象的，在这里，有的是代表温情脉脉的建议和意见，尖锐、刺耳的批评和抨击则难有存在空间。
为了避免这种矛盾，最可行的方法大概也就是禁止议员出任公职了。(47) 四、结语 总之，中国人大代表与人大常委会委员在本质上是一群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产生出来的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
性质 一、问题之提出 在当今社会，选举制度是判断一国政权是否具备正当性(Legitimacy)的尺度，也是衡量一国民主程度的重要指标。而真正不具备任何行政职务和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的代表少之又少。
在该委员会的职责中，了解核实并组织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12)议员的这种属性深深烙刻在当今国际社会作为民意机关的议会之结构性特征之中，(13)成为议会之所以为民意机关、议员之所以为民意代表的前提条件之一。事实上，对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委员这一定性的前提假设是：中国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国际社会议会在性质上均为民意机关、中国的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与国际社会议员在性质上均为民意代表。(39)这种现象最常适用的对象是拟选为人大代表的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因为某个级别的国家机关往往集中在某个选区，比如省会城市人大代表的选举，该省会市国家机关往往集中在该市的某个区，因此，在推荐候选人名单时，便将处于该区的领导干部分散到其他县(市、区)去，以保证这些领导干部能够当选。
(2)人大及其常委会、人大代表与人大常委会委员实行任期制度。这一性质契合了现行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规模、结构、职务兼容性、行政级别与薪俸设计等制度设计，以及人大及其常委会会期设计、议事模式等具体制度实践。
因此对于少数属性的名额特殊保障，反而阻碍其自然的成长发展，形成永久性的‘逆差别。(43)(4)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各1人。
这种状况，要求作为由民意代表组成的民意机关的活动，原则上应当是公开的，除了涉及国家秘密，议员们通过投票表决可以不予公开外，议会作为代议机关、民主决策机关和高度政治利益平衡机关，其活动应当置于阳光之下。有的规定旁听人员可以领取和阅读会议文件。